千乘资本:供给侧改革背后的深耕者

2017-07-28

 除了买房子,投什么都不赚钱,这似乎成为当下中国人“投资难”的现实写照。但事情总有两面,除了房子之外,一些新兴的、不被普通人察觉的行业却悄悄发生着“裂变”。事实上,“裂变”正是发生在所谓“供给侧”。供给侧改革,这是一个彰显改革决心的口号。但如何把它落到实处,才是关键。而决定一项改革能否成功,一个行业是否有前途,既要看权力的决心,更要看资本对它的兴趣。在任何国家,风险投资总是嗅觉最为灵敏、“胆子”也最大的资本,它们对经济深层变革的感知往往是超前的。对风险投资人而言,从来没有什么“投资难”,关键是看准趋势,投对地方,面向未来。

  某种意义上讲,风险投资人对经济转型的参与,固然是其履行投资管理职能的创富行为,但也不妨看作是对“供给侧”改革的实践和参与。这一群人,到底在干什么?必然对我们有所启发。


“人口红利”成往事


         放弃1000万即将到手的奖金,选择另起炉灶做风投,这是千乘资本创始合伙人熊伟近段时间最醒目的“标签”。不过,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洞察力。

  迅游科技是熊伟在“前东家”达晨创投期间投的第一家公司。当时,达晨内部并不看好这家公司,一是营业收入不够多,一年不到2000万;二是创始人才26岁,太年轻。在这之前,达晨从未投过如此年轻的创始人。

  但熊伟看到了另一面。一是游戏加速平台公司的营业收入并不能说明问题,因为虽然市场刚刚启动,但迅游科技在几家同行里面已隐隐显露出王者本色;二是网游加速平台作为“类刚需”,只要占领市场,消费者很舍得买单;再就是这个行业不同于其他互联网企业,必须不断推陈出新,产品迭代要快,而团队的年轻非但不是劣势,反倒是优势。

   最后,达晨终于在投资经理个人跟投的保证下,“勉强”完成了对迅游的投资。迅游后来的发展证明了熊伟的判断,正是创业团队的“能动性”,让迅游无论是在PC网游加速,还是移动网游加速上都没有错过宝贵的发展机会。上市一年后,迅游科技为风投机构带来了超过100倍的收益。

   熊伟的洞察力,很大程度来自于他“复合式”的背景。他拥有一个“国产”风险投资家最完美的履历。在华为工作5年,然后创业5年,而且也是这家创业公司的二股东。之后,他进入达晨创投,从力排众议投资迅游科技开始,一干就是6年半。而且,他也是达晨创投历史上升为合伙人速度最快的合伙人。

   懂技术、懂销售、懂管理,更重要的是,曾经的“二股东”创业经历能够让他像老板那样思考问题,并具有老板那样的抗压能力。这种特质,使得他真正具备了一个顶级投资人的核心竞争力—当别的投资人为了一个好项目挤破创业公司门槛的时候,他却已经赢得创始人信任。

    2016 年春节离开达晨创投之后,熊伟创立了千乘资本,注册地点在深圳前海。目前,首期基金募资已经超过 5 亿元,资金来源广泛,包括了上市公司、民营企业、机构以及自然人。他对《南风窗》记者说,中国真的不缺钱,问题是找对人、投对地方。



 谈及未来投资方向,熊伟信心满满, 也观点独特。他分析说,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最初的创富机会在于价格的双轨制,“倒爷”是最早的一批富人。之后,经过市场化改革,中国经济享受了“人口红利”,不论是制造业,还是房地产,其实都是在享受“人口红利”。

 互联网产业同样也在享受这种“人口红利”。但“人口红利”时代正在结束,即便对于移动互联网来说,也是如此。熊伟说,在 2010 年前后,中国移动互联网的渗透率只有10%左右,这是高租,而百度拿走了传统媒体的广告,腾 讯“迫使”传统的通讯运营商必须做出价格和服务方面的改变。

这种分配机制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民间的“降成本运动”。但这种降成本越来越面临着瓶颈,因为它们很难改变高地租的问题。高地租,从上世纪的分税制改革开始,就早已深深地嵌入了中国的社会治理结构,绝非互联网巨头或者某 种商业模式可以改变。

   显然,降成本需要从那些具有“操作性”的领域着手,而且还必须和另一 个重要问题—提效率结合起来。熊伟这样的投资人,正在寻找这条路径,这也是中国风投行业的“风口”。

 目前,熊伟已投资了一家名为杭州端点科技的企业,创始人全部来自于阿里和东软这样的巨头。该公司主要从事企业数据系统的开发和建设,但不同于传统的企业ERP系统公司。用简单的话来讲,ERP只是基于企业内部信息的“小数据”系统,而未来的产业变革则要求必须有基于互联网、联通外部数据,能够改变大企业原有运营架构、提升其效率的“大数据”系统。

 “企业存在的原因是什么?用科斯的话来说,就是交易成本。”作为一名中欧学院的EMBA,熊伟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颇有心得。他说,中国经过30多年的发展,很多大企业已经足够大,甚至是太大。这就使得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开始高于外部市场,从效率的角度来说,这要求企业需要“裂变”。

  互联网技术,为这种“裂变”创造了可能,但“裂变”也绝非用简单的互联网思维来改造企业。熊伟认为,简单的互联网思维只是在销售端做电商,这是很多传统企业“触网”多年也并无起色的原因。



  未来,企业的“裂变”应该是从设计、研发、采购、生产到销售的整个供应链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的重构。比如海尔这样的企业,其广受关注的员工内部创业大潮,基本上就是这个方向。

  通过内部创业,大企业将成为一个大平台,比如专注于物流、制造、基础研发、采购等环节。这些环节的固定投入大,对规模效应有要求,只有原有的大企业才有实力来做。而面向销售一线和市场的环节,则由众多能动性强、专业化程度高的小公司来负责。最后,会形成了一个基于大企业平台的产业生态链。

  这个生态链的技术基础就是新一代IT平台,而熊伟投资的端点科技的拳头“产品”也正是这类平台的开发和应用。实际上,海尔公司早已成为端点科技的重要客户之一。

   就消费互联网而言,中国的互联网产业的局势可以说几乎已定。有人说是BAT三足鼎立,有人说里面没有百度,是两雄相争。但不论如何,“寡头”的存在的确让消费互联网领域的创新可能性变得越来越窄。创业者很容易陷入要么被挤压,要么被收购的“唯二选择”之中。此外,消费互联网巨头的崛起,曾一度为中国社会带来了“降成本”的外溢效应,但如今,它们自身也成了高成本的原因之一。

   因此,当消费互联网走到顶峰,产业互联网或许别有洞天。“这是中国产业界未来的趋势”熊伟说。




投资的风口与陷阱


风险投资的运作是中国社会投资结构和营商特征的一个最好截面。一是因为其回报高,不论是做风投公司的LP,还是做上市前的突击股东,“有能量”的人往往愿意参与其中 ;二是由于以 IPO为主的退出机制,以及核准制的权力属性,也共同决定了一些风投必然要有深厚的背景和资源。

 这个行业是让人心生羡慕,也让人嫉妒和怀疑的行业。不过,对任何行业来说,随着国家的进步和信息的不断开放,市场化终归是未来的主流方向。

  熊伟说,在 2008 年之后,由于一些 政策方面的因素,大量的沿海风投和私募资本开始进军中西部。但到了 2014 年,这些资本几乎绝大多数选择了退回沿海,特别回到了北上深,加上杭州等沿海大城市。


  为什么?一些资本进入中西部,很大程度在于看中了政策套利的需要。《南风窗》记者也从业内了解到,比如上市指标方面,虽然早已实行中国证券监管部门统一核准的核准制,但在实际操作中,对中西部一些地方依然有所倾斜。此外,在税收上,中西部也会人为地营造一些所谓的政策“洼地”。

  熊伟认为,投资的政策套利模式是不可持续的。他说,中西部的确有一些好企业,但在人才储备、技术创新水平方面,和沿海还是有很大差距。“可能是老板很厉害,但下面的人却无法与之匹配”。“一些老板可能宁愿找市长,而不是找市场。”

  熊伟对《南风窗》记者透露,一家非常知名的风投公司之前很少投资北方,但有一次忍不住“诱惑”,在东北某省投资了一家农业企业。结果这唯一的一单东北投资,却成为该风投公司为数不多的败笔之一,因为被投资企业出现了造假。



《南风窗》记者询问熊伟多年的投资经历中,“是否被骗过?”他回答说,被骗还没有。“这么多投资案例,失败在所难免,但被骗却不能被允许,因为你的尽职调查做得不好。防止被骗是投资人的核心能力之一。”

   目前,在被称为创业之都的深圳,按照不同机构、不同的统计口径,最多已有超过3000家投资基金公司在此落脚。显然,这个行业同样需要 “去产能”。

  熊伟说,目前整个行业都在洗牌。优秀的投资人既要顺应国家改革的形势,也要尊重市场的趋势。用技术创新或者商业模式创新,服务于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,降低营商环境的成本、减少企业运营的成本,它们才是未来的方向。而单纯地投资于互联网等一些概念,行之不远。

  比如,在熊伟已投资的公司中,有专注于生产线自动化的海目星、从事汽车行业数据挖掘的数策软件、做指纹识别芯片开发的迈瑞微、做大数据整合和交易平台的数据堂等。



   千乘资本的名字取自《论语》中的“千乘之国,摄乎大国之间”,千乘相较万乘,优势在机制的灵活,以及务实接地气的投资风格。从这些横跨多个行业、富有灵活性,也有某种内在一致性的投资项目企业群来看,此名不虚。

  离开达晨创立千乘之后,熊伟的工作节奏更快,平时只有1/2的时间在深圳,其他时间都在出差。出差期间,平均每周最多会看20家公司。半年以来,他已经考察过数百家创业公司。熊伟刚届不惑,精力充沛,在当天上午接受记者采访之前,他利用早上时间轻松地跑完了11公里。

    投资是个聪明人扎堆的行业,聪明不够, 还需加倍努力。 职业转型时期,尤其如此。和投资人一样的,还有中国经济。

  

  风险投资的运作是中国社会投资结构和营商特征的一个最好的截面。

  找对人,投对地方。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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